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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二:致命诱惑——外资究竟是“天使与骑士”还是“打劫者” ?

  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挤压和政府的蹂躏,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在传统行业,外国资本同样像骁勇的骑士引人注目,例如在房地产行业前年瑞银华宝缔造的富力和雅居乐神话,今年摩根又创造了“绿城”的传奇,短短两三年时间,使原来为债务负担所困的传统地产公司完成蝶变,一飞冲天,在宏观调控的行业大洗牌中,不降反升,市值一跃超过200亿人民币。

  然而,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又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两面夹击,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三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比如成衣。江苏某著名企业几乎为所有的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但它只挣取这些海外品牌(例如POLO)产品在当地销售价的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则有30%以上的利润;即便如此,当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或人民币升值之后,海外订单又纷纷转到印度或土耳其,国内企业立即面临减产转行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的威胁。又比如中诚信公司,经过10年的奋斗已经成为国内信用评级领域的行业老大,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近不得不把控股权转让给全球最大的美资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并且未来只能成为穆迪的分支机构,用它的品牌推广业务。显然,由于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它将要长大或者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被强迫改名易姓,成为他人的赚钱机器。更有甚者,这些强大的外国资本还身怀绝技,以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资本力量,导演和规划着民营资本的发展路向和行业版图。例如去年以来,摩根高盛等超级大行一方面投资永乐家电,把它一步推到资本市场,同时以对赌协议的方式诱使其快速扩张,当永乐利润下滑、体力不支时,又以抛售股票转投国美、打压股价的方式、迫使永乐卖给国美。仅此一役,外国投资者获利超过百分之三百,而国内家电行业不仅被带入白热化的价格竞争战场,而且最终将中国家电制造业逼到几乎不能生存的境地。

  民营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一触即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价值观上的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才刚刚起步,不单在技术层面大量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也几乎全盘西化。这些年德鲁克、巴菲特和盖茨早已成为中国民营资本的先知和偶像,所以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中我们的价值观就会主动倒向对方,特别当国有资本不给空间或者政策环境不给人安全感的时候,多数人更是以价值认同作为寻求安全庇护的心理支持。

  在我看来,民营资本要取得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优势与合作共赢,最重要的是师夷之长技,学会用同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和游戏规则与其同台竞技。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民营资本大多历史很短,并且处于第一代创业者的创业阶段,市场经验和商业技能还很欠缺,公司治理也更多地依赖经验和本能,缺少系统组织的理性规划,传统的地缘与亲缘还是推动资本扩张的基本力量。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窜升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到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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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三:修炼内心_____摆脱原罪  强化道德伦理  融入新经济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一、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 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 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 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提上裤子”,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 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象统战部长刘延东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 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 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二、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 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结成私 党、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 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此外,过去在中国商人文化当中跟社会的关系只局限在乡邻和周围的人,面很小,基本是在一个地缘和亲缘的社会里;商人赚了钱一般不是回馈给社会大 众,而是回馈给私人(乡里乡亲)或周围的人(朋友、兄弟);而现代企业家则是要让自己变成企业公民,肩负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公众利益,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 排把赚到的钱再回馈给社会,回馈到一切公共利益之中去。

  三、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云天。”无锡尚德施正荣、 北京百度李彦宏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型民营企业势力就是拔得头筹者。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 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壮士弘毅,任重而道远。”唯愿民营企业能够体认使命,庄敬自强,用大智慧跨越历史的河流,续写先辈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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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相和、守正出奇

古人把义和利完全对立了,但今天来看,义和利有一致性,比如说合法赚钱、依法纳税,税费再惠泽天下人。依法挣钱,依法纳税,是个取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取义,只有取义才能取大利。比如说社会发展方向,股东要分红、员工要工资、政府要税费,这就是义,往往只有取义之后才能挣大钱。过去没有市场交换,义、利容易对立。有了市场交换以后,我认为应该把两者很好的统一起来,脱离了义的利是一种恶欲。  

  做生意要守正才能出奇,要有非常良好的价值观,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和很好的责任感,这样企业才能做好。

  对照起来,十年中很多的伙伴走过更加曲折的道路,我觉得不是才能的问题,有很多情况下他们比我们还能干,能干之一体现在他们善于变通。但我们的教训,凡是变通多的地方,一定活不下来;没变通的,现在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守正才能出奇,奇多就邪了。守正就是依法经营,良好的心态,比如说欠钱还钱,亏损认账,做错了赶紧检讨。去年全球500强里10%是亏损企业,因此一个企业亏损了不丢人,犯法才丢人。万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在地产市场上有所发展,最主要是坚持了正气。

  要明白一个道理,心平才能气和,气和才能人顺,人顺才能做事。比如说,要成为全球最有钱的人几乎不可能,成为中国最有钱的公司,我也没有这个欲望,有限的欲望是把万通办成一个很挣钱的公司,一个让员工感到愉快的公司。当年海南最多时有一万五千家房地产公司,现在继续做房地产的十家都不到,而当时大家的目标都很大。我觉得要心平,就是把欲望控制在一个自己能够驾驭的领域内。不要在“大”上跟人较劲儿,要在“好”上较劲儿,在“愉快”上较劲儿。企业盈利,员工愉快,政府也高兴。以感恩的心态来做,欲望就会控制。万通的感恩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够正确处理股东、政府、员工和客户这四方面的关系。只要能做到给股东以回报,给政府交税,给客户最好的产品和服务,给员工比较明确的回报和更好的福利,这就尽到责任了。

  最大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不是因为要做最大就会成为最大,而是要做最好最后自然发展为最大。韩国的企业因为要做最大就成了最小,可口可乐要做最好不知不觉成最大。正如《道德经》所说:将欲强之必先弱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我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叫做获取利润之后的利润,核算成本之前的成本。  

  所谓“利润之后的利润”就是学会“让”而不是学会“送”,商人的最高境界是“让”,“送”是慈善。比如说我能赚你10元钱,这10元钱不论谈多长时间我肯定能赚到,但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人太精,第二个感觉是以后在找他谈生意之前我先找别人。但是如果我赚8元钱,第一你感觉占了我的便宜,觉得我这人爽快;第二你会认为这人比我笨,我能占他的便宜,很好;第三以后有事我先找他。一次赚10块,可能一年都不会有合作的机会;如果只赚8块,可能一年中合作了四回,赚了32元钱,哪个多哪个少,明摆着的。这就叫“利润之后的利润”,就是要学会“让”。

  所谓“成本之前的成本”,比如说,朋友来聊天,一下午的成本可能是10元钱,这10元钱有可能是你人生的1万元。所以要高估每一件事情的成本,但对收益要主动容让。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嘛!只要会“让”,市场就会做大。与生意伙伴打交道的时候,要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最近起诉一个上市公司,查封了它。在这之前,我们协商了很久,最后我们俩笑着说法庭上见吧。起诉是起诉了,朋友还是朋友,起诉就是把这事让法院去裁决,咱俩不争了,各自找律师提供证据,法庭上见,说完了咱俩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觉得做生意对一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在这些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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