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要开好不是大家简单地举手通过就完事，而是要认真讨论，使每个董事都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按程序行使大家的权利。更多地尊重一些反对意见，由相关人员提出新的改进措施，使公司董事会反对意见成为公司发展积极的声音，由这样积极的声音和管理层进行互动，推动企业不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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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2007年8月6日新闻聚焦第三版头条《财政部11.5亿元补贴母猪保险——能繁母猪每头保额1000元，保费60元，养殖户仅负担12 元》，这个消息很有意思。最近猪肉上涨，源头是猪少，猪少的源头是农民不愿意养猪，农民不愿意养猪的原因是养猪成本高，另外猪容易生病，损失很大。于是政府现在决定给每头能繁殖的母猪上1000元保险，保费60元，养殖户自付20%即12元，政府负担80%即48元，财政部总共划拨11.5亿给保险公司上保险。给母猪买了保险以后，农民就可以放心养，你只要出12块钱，万一猪死了，你可以得一千块钱，这样促进养猪的积极性，增加猪的出栏数量，保证城市的供应。

前天晚上，在中城联盟内部，我与万科的王石、郁亮和建业的胡葆森开了一个电视视频沟通会，大家一起聊聊最近的情况，最后我们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一个是政府这些调控措施，包括对完善税收这样一些政策都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有些政策以前也出过，只是现在在执行力度上加大了。这个市场仍然按照健康的方向在调，就是调到“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优胜劣汰，好企业会越来越有空间，不规范的企业会越来越生存困难”，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至于具体增值税以后我们企业应该在哪些方面来积极改进我们的工作，大概有三方面，大家的意见是非常一致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进一步把核心竞争能力由原来土地和资源方面转到公司战略、团队训练和商业模式的改进上来。换言之，今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要发生巨大的转移，战略要清晰，商业模式要合理。因为以前的商业模式更多依赖于取得土地资源和人际关系，在现在的政策环境下，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把竞争能力越来越聚焦在战略模式、公司团队上来，不应该沉浸于怎么获得低价的土地和包括不正当的关系处理等事情上面。

第二是必须加快住宅的产业化，因为只有加快住宅的产业化，才能够快速的提供高品质的客户买得起的住房。

第三点实际上就是说，未来我们要在品质和服务方面做大的改善，才会有一个相当大的经济上的动力。因为土地增值税以后，对高利润的这些项目的空间要征税，相信会有一些企业除了按照政府的要求交税以外，实际上也会有一个动力——拿更多的钱来改善产品的品质和服务。为什么呢？比如就企业领导人来说，反正我也要交税，获利空间越大，交税越多，我为什么不把一部分要交的税，转化为成本，把产品做得更好，把成本加大点，在财务安排上做个调整。这个政策会激励大家做一些品质优异的产品和服务，会有一些经济动力，所以我们也会相应地去做更多改善客户服务和提高产品品质的工作。这么聊下来，聊得很开心，我们是一个视频会，虽然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就觉得很透亮。有时候总结，发现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政策怎么变化，以万科来代表的一类公司大部分总是受益的，实际上他们是几年前就按政府的要求，来做自己的规划战略和服务。

王石曾说过一句话：“如果出现一个政策的变化，对行业都是问题，对万科如果不是问题，那不正常；如果只对万科是问题，那万科就有大问题。”我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好，一个行业出现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不在这个行业内。比如说增值税，我们同样在清缴、测算未来收入时在财务上会有一个变化，这也说明我们是行业中的一员。如果这个问题只对我们企业是问题，对别人不是问题，那么我们企业自身肯定有问题。我觉得王石这个心态是摆得非常正，不害怕所谓的一些问题，而是积极去改进我们的工作，只要不是我一个企业的问题，就不会让我们企业有一个根本性的逆转，关键是我们自己应该如何按照政府的要求把工作做好。

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有记者问我怎么样可以造出更好的房子，满足大家的需要？我就讲了一句话：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就可以了。这不是高调，为什么呢？政府目前规定的所有东西，你只要做到了，企业就没有麻烦。之所以你的企业老有麻烦，是你老不按政府的要求办，就如同孩子与家长的关系，按家长的要求做了，他还能打你屁股么？你老爬墙上树，撬门溜锁，家长老打你，你就觉得家长跟你过不去，可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政府讲得都没有错，比如说关注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抑制暴利等等。商人要有平常心，勤勤恳恳做事，照章纳税，诚信负责，争取合理的回报，不追求暴利，这些都是对的。我们认真做了，企业就没有毛病，没有毛病就没有麻烦。

过去一年，万通也在行业中，还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重组，包括把一些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万通先锋，我们到目前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应该说我们也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姿态在不断进步。最近不管是宏观调控在哪些领域，政府调控的方向是基于大多数人利益的考量，这个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代表公众利益，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在谋取合理利益的基础时一定要兼顾到政府倡导和要求的多数人的诉求，这个企业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本来我们中城联盟的几位老总还准备在一块聊聊，因为王若雄的飞机没有赶上，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话题放着。二月一号我们去深圳，王石做东请中城联盟的这些董事长们过年，我们会集中到万科去学习，看看为什么在政策不断的变化中万科却能很好地成长，这对我们其他的企业都是很大的帮助。解码万科，发展企业，这是很有意思的活动，活动回来我也会跟大家做更多的介绍。

2006年，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日前公布的数字表明整个国家的GDP已达到20万亿。今年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10.05%的高位，更重要的是，从 12月起WTO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向世界全面开放。这期间中国经济社会不仅没有被撕裂与衰退，相反越来越强大，和平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经济繁荣相映衬的却是政治上以陈良宇倒台为标志的“肃贪反腐”运动声浪迭起，波澜有惊，特别是由贪官拔根带泥拖出的一些民营企业又被全社会放在停尸台上口诛笔伐，鞭尸咒魂。“原罪”和财富的合法性再度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关注焦点。加之最近几年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导向的一系列强化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使原本已心存惶惑的民营资本又平添了许多愁。不少民营企业家都在问：我们的路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是不是只能做小企业，发展大了是不是必然会遭到政府的限制与打击？我们究竟还有哪些发展空间？“打土豪，分土地”是不是历史的宿命、早晚会落到自己头上？我们触没触摸到制度和文化的天花板？

事实上，透过历史来看，的确存在这样一些真实的隐忧。过去一百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十五年。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统治下的1927到1937年是民营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过一批像荣德生、虞洽卿、周学熙等著名的私人企业和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些企业若不是被后来的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会成为世界的500强企业。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后很快就实行了“剥夺剥夺者”的运动，1956年之后彻底消灭了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允许私人经商活动，即便如此，开始也仅仅是个体小商小贩，有小商人而无资本家，民营资本毫无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颁行了《公司法》之后，私人投资才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的资本活动，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记录。因此，我们才必须思考，究竟是哪些深层次的东西阻碍民营资本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和健康成长，除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时间的河流，到底还有哪些我们必须跨越的政治、经济、抑或是社会文化的历史河流？

河流一：布满蒺藜——不能回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沟。从历史上看，无论1949年前，还是共产党建政以后的市场经济，官僚资本和国家资本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或国家垄断的后盾就是党权和政权的高度集中，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它附着在国家资本周围巧取豪夺却又时常进退失矩，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它仰官员之鼻息以求利、投机取巧而又往往陷入政争、沦为刀下鱼肉；它时常拉官员下水，以钱谋利、钱权交易，却又时常在腐蚀官员的同时给自己挖掘了坟墓。在这纷繁复杂的政商关系中，许多极富创造力或原有希望成为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中途夭折，远的像胡雪岩，近的如周正毅、张荣坤。所以民营企业要想寻求长生之道，跨越历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关系乃是当务之急。

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想理顺这些关系，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甚至在最近28年的历史当中，其实都不乏积极和正面的故事可资镜鉴。

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应当说万科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万科完全以民营企业方式由创始人王石创办起家，至今已有22年历史，它不仅成功应对了经济体制变革以来所有阶段的政策与体制变化的挑战，而且越来越稳健成熟和快速发展，始终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进而成为全国最大的住宅公司。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之为“不行贿”和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的闪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专业管理系统和团队因应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政府一边。因此，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唯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万科长期以来建立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恰好适应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这一积极变化，因此，路越走越宽，公司越办越顺。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历史上，1949年前后各有一个成功的典范。一个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年从宁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学徒，在跑街中学会了做生意，先是做过一阵子洋人买办，当过荷兰银行的总经理，后来自己经营企业，在上海滩的商界声望极高，担任过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叔。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公司战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唯一与独裁者蒋中正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砥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期间不仅借虞的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当蒋整理党务在上海发动“4.12”事变，截杀共产党时，虞洽卿三次出面募集“革命善款”，助其成功。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朝野上下，莫不敬仰。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1949年蒋家王朝倾覆，其后人进入共产党时代便被打翻在地、踩到脚下。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中共为荣毅仁举行葬礼，荣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同一天《福布斯》杂志宣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成为新科中国首富。这一巧合揭示了共产党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在1956年带头响应共产党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仅文革得以幸免于难，文革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两千万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一如他自己说的“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他生前秘密加入共产党并荣任国家副主席，临终前其子在香港不断借助政府资源成功收购中信泰富，成为中国首富，使其家族财富得以暴升。

显然，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的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中国是集权社会，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其余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者，到头来也只是胡雪岩的火山而非靠山；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耶是以成其私”。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万通近三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不小的进步，就算一个例子。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绞杀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与政府用金钱来角力，不仅在今天，即便是在1949年前，官僚资本也曾在这些领域无情地摧残过荣家，甚至宋家。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逐渐上升，国家已经明确七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