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实在是高，那么高房价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与十多年前相比，人们可以感到今天的房价已经上涨了十几倍，当时由于人们的收入有限，几百元/平米的房价人们也是承担不起，但是当时有公房可以居住使用，商品房对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有钱人买商品房，工薪阶层以优惠成本价买公房，人们各取所需，也相安无事。

今天不同了，十几年后城市扩大了好几倍，但人们面对的住房矛盾反而越来越尖锐起来了，房价连续以10%的速度增长，人们面对高房价的邪涨，购房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很多人都不明白，房价何以高速增长？人们哪来的这么高的购房热情？

5月份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6％。普通住宅价格增长最快。在新建商品房中，5月份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3％，非住宅价格同比上涨5.3%。在新建商品住宅中，今年前5个月普通住宅价格同比上涨了11.4%。

通常情况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就相信了地价推动、供不应求、资源有限、土地供应减少等等说法，以为房价上涨完全是市场释然，是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最近的一组统计数据却让这样的弥天大谎昭然天下，这正说明当前的高房价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推动，房价继续邪涨说明政府调控的力度还是太温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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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完成了靠拉动内需和刺激消费而启动的一轮高速增长后，房地产这个被事后确认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次宏观和微观上下其手的调控！而在这十五年发展的过程中，在前半场，应该说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群体都在为中国的房地产而兴奋和欢呼。但是进入本世纪后，由于房地产的暴利和房地产大腕们的过分张扬，特别是价格的高企，这股力量开始分化，民众或者准确地说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开始蔓延和升级，而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发出质疑的声音，诸如“冬天说”和“泡沫论”开始愈演愈烈，转而甚嚣尘上，一直演化为去今两年的“崩盘论”和“要挟国民经济说”，终于酿制了比“121文件”严厉十倍的急风暴雨式的新旧“国八条”与“七部委意见”等综合调控措施紧锣密鼓的出台。。。。。。虽然现在离尘埃落定尚远，但事实和趋势已经昭然若揭。我们有必要来梳理和评估一下在这场中国房地产的全民运动中，几大势力的表现和作用——

政府

抛开海南地产泡沫的那次紧箍咒不说，单讲国民经济起飞和1998年的房地产井喷，中国政府应该说对房地产的支持虽然还心有余悸但也可谓不遗余力，而房地产也不负众望，功不可没！中国仿佛一下进入到一个建筑的时代一个全民购房的散户时代。一时间塔车林立，民工进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花样翻新的开盘仪式和车水马龙的排队壮观遍布大江南北，城镇内外。中国人的购房热情和建筑规模震惊中外。中央政府在城市化进程的主题带动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政绩工程的强大驱动下，开发区如雨后春笋，各种楼盘遍地开花，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突然不可遏止地象过山车一样高速旋转起来。而另一个曾经狂热无比的虚拟战场——股市此时却一路走熊，也从侧面支持了房地产的一路走高——只是当有一天猛发现，中国的房子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开发商赚了太多的“黑心”钱，空置率越来越高，投机（资）比率越来越高，外（国）来购房比率越来越高时，特别是经济学家不断敲响亚洲金融危机的警钟时，我们的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从土地的招牌挂到121文件的规范性和预见性的调控开始（虽然中间也由于开发商联盟式的反抗和舆论的推波助澜而出现反复），但宏观性的和硬性的调控步伐无疑一步紧似一步，而且越来越细化和量化，越来越具执行性和操作性，从供需两头痛下辣手，而且由当初银行的孤军奋战，变成七部委联合的多管齐下，由当初的经济行为提高到政治的高度，与地方政府责任挂钩。甚至不惜动用计划经济的习惯和行政的手段，对掌握媒体话语权的唱多开发商和唱空经济学家交替进行警告和封杀。目的就是要达到所谓的抑制房价和平息民怨。由此可见，在中国这个刚刚加入WTO的国度，在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问题上，政府的决心之大是远远超出开发商的想象的，开发商的一相情愿和自以为是终于遭受重创；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之路仍然是漫长而曲折的。

金融

只所以把银行从政府的势力范围单独拉出，一是因为中国房地产对银行的高度依存性；二是此轮所谓宏观调控——更准确地说综合调控，首当其冲是银行举起了达摩之剑。因为房地产与银行历史上就是一对难兄难弟。房地产泡沫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银行留下一大堆不良资产，这从当年四大资产公司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房地产就占了近30%的比例足以见证。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行业力量也是房地产。所以银行的率先发难和过激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银行不仅是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经营行为，也是为了解脱未来对整个国民经济承担的责任。只是银行在控制房地产信贷总量和动用利率杠杆时，掌握好一个度即要承担起公共的效应又不要损害自身和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前行；同时如何不断推出创新的非信贷金融工具和衍生品，以保持银行自身资金链和房地产资金链的良性循环特别是整个国民经济大循环系统的持续和稳健的发展。

应该说在此论综合调控周期，银行的方式是最积极和持之以恒也是最理性的，与股市调控相比体现了银行的比较丰富的调控艺术和经验。特别是在开发贷款（对开发商）和按揭贷款（对消费者）的平衡上拿捏得比较老到。只是在推出信托、资产证券化和基金等非银行融资渠道和品种方面相对滞后，对房地产实际上的金融衍生品泛滥和民间融资暗流的监管和转化方面更显得软弱和无作为。特别是很多金融政策推出客观上的事与愿违和结构性的背离诸如对大中小企业的支持的差异性和比例等，还是暴露了银行系统内部和层次上的矛盾和脱节。

经济学家

在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里程中，人们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几位直言犯谏或曰哗众取宠甚至别有用心的经济学家——当年提出“冬天论”的清华大学的魏杰，到提出“要挟论”的社科院的易宪容和“崩盘论”大摩的谢国忠。不仅因为他们偶然成了民众的代言人，更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充当了媒体的代言人。在这一点上述三位无疑与更具广泛影响的另类经济学家郎咸平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在分析方法和数据支持上他们都还需向老郎学习。因为在中国这个集体无意识和大批判传统混合的当代社会，被压抑的民间激情有时会焕发出狂热的光芒，舆论的效应有时是无法估量的。当然最关键的是他们的言论对政府的决策发挥了无形的影响而且方向一致！从而使御用色彩的、利益集团的和中庸的经济学（专）家庞杂团队黯然失色！因为他们的名字不仅让政府、开发商记住了，更让消费者（民众）记住了！所以在中国做经济学家如果想有影响那就一定要做大众经济学家，即使他不是真正代表大众但起码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或者一定要看上去比较独立。、

媒体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媒体除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欠缺之外，作为商业社会的第四种势力的影响绝对是越来越大。因为媒体就是话语权就是传播力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尤其当它更加具备软广告的鼓惑力和渗透性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何在政府体制、利益集团、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众大军等几大受众群体之间保持平衡和相对独立，正是媒体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所在！中国的房地产作为媒体的最大广告客户和强大的话语权群体使媒体自然蒙受了被操纵和收买之嫌，也使媒体在此轮综合调控中，在政府意志——管制部门和民众——发行量这两种力量中处于尴尬地位。经济学家当然地充当了媒体选择的代言人角色，而媒体主动或被动的倾向性则成为此次综合调控和各方博弈的关键性因素和战场。所以此番较量中媒体的重要作用勿须评价，因为媒体的力量就是最大限度地展示原貌和真实的背景即尽量地客观，而把选择和判断留给读者——社会和海内外各界。

消费者

中国的消费者在短缺经济时代和卖方市场一直是弱势群体，但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终端购买力和人民的象征。所以任何力量特别是商业力量如果最终的结果不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特点和需求，那它必定要自食苦果甚至要把前期怎么吃进去的还要部分的吐出来！而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恰恰由于它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位和与百姓生活的息息相关，既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也是众矢之的。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即计划经济商品房的空缺，中国的房地产占尽了先机领略了极度的风光，在几乎一边倒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说是亦步亦趋，追风逐浪，任开发商炒作和摆布，但是别忘了，任何事物都物极必反。随着需求的日益满足、消费者的不断成熟、产品结构性的饱和与政府和银行的觉醒，特别是价格走向与大众的背道而驰，必然引起消费者的普遍不满，而以于凌罡为代表的民间集资见房则是这一矛盾的极端表现。所以无论是经济周期的使然还是人民群众情绪的扩散，都必然迎来此次综合调控的势不可挡。而且比较来说后一种非理性的因素由于上升到了和谐社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则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房地产本体的市场性和竞争性不充分而导致得不公平所致。因为任何一个主流行业成熟的标志都一定是利润的平均化和产品的大众化。

网民

为什么要把网民作为一大势力，其中深意和寓意不言自明——因为对于民众丧失话语权漫长的悲情历史来说，是伟大的互联网革命还原和赋予了普通民众天然的话语权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中国的网民才是民众或消费者的真正代言人。尽管他们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自由和匿名性表现得有时太象农民起义和文化大革命，但它的意义和进步性永远无穷大。作为第四媒体它真正的撰稿人是籍籍无名的民众，而且是没有审查和发表风险的绝对原创和最真实的声音。它是任何小众都不能忽视的大众，因为民意不可违。而在此次综合调控的推动力上，可爱的中国网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民间的威力，无论你是否高兴你都应该向他们致敬！

其它：开发商

本文只所以没有把开发商列入势力范围，那是因为开发商同志一直是这个行业最强悍的力量、最大的受益群体和最大的话语权；而且是所有舆论和此轮综合调控各方的对象和靶子。所以开发商同志此时此地最聪明也是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闭嘴！免得再次惹犯众怒和政府大忌，那结局将不可预测。应多多倾听不同尤其是反面意见，好好研究对策，以找到下一步的操盘方法、发展模式和进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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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开始。这次土地调查的意义不用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虽然没有开始，但相关准备工作却不容乐观，势必会影响到这次土地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贠小苏日前就批评一些地方对二次调查认识不到位，

思想不统一，重视程度不够，个别省至今还没有成立机构，不少省的市县两级也没有成立相关机构。在地方经费保障问题上，一些地方还在等待观望，态度不主动积极。(《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土地分配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涉及土地的相关数据也在地方政府手里，地方政府无疑是土地数据的第一知情人。如果地方政府不重视，甚至设置障碍、虚报瞒报土地数据，不但不利于调查工作，其危害性甚至更大。不但影响到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将影响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和一系列决策。所以，在土地调查之前或调查刚开始，国土资源部有必要拿出雷霆手段，破解地方政府的应对招数，以还原土地真相。

    其实，地方政府的消极对抗应该在意料之中。在国家动用行政、卫星等手段积极干预土地违法事件的同时，近年来土地违法案件不但没有降低，还愈演愈烈。报道显示，2006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31077件，涉及土地面积近10万公顷，其中耕地4.3万公顷，分别比上年上升17.3%、76.7%和67.6%。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房地产和园区开发热中，“土地财政”一词几乎可以概括所有地方政府对抗土地政策的动因。根据一项专业调研，在很多地方，土地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土地直接税收及由此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出让金净收入，又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

    地方政府如果通过合理渠道批用土地，土地收益用之于民还能说过去，遗憾的是，相当数量的土地收益成了某些小集体和个人的“小金库”，成为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和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资金。去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2003年至2005年6月，上海、天津、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6个省市所属87个开发区中，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可以说，这55.65亿元都基本变相进了某些官员和其倾心扶持的少数“老板”的口袋。

正如专家所言，地方政府回避土地调查有两个原因：一是违法用地比较多，实际耕地比原来少，为此地方不敢报；二是有地方实际拥有的耕地比上报的耕地要多，但是多也不拿出来，作为地方“小金库”。前一个原因是怕露底，后一个原因是有预谋。

    基于此，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注定要经历很多波折。能否让调查结果接近于真实，能否突围地方政府设置的层层障碍，不但考验着国土主管部门的勇气和智慧，更考验着土地调查人员在面对地方政府诱惑时的意志。而且，面对复杂的现状，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组织部门应该丰富调查手段，在通过官方途径获取信息的同时，更要开通多种互动渠道，透明调查过程，让民众和媒体充分参与进来。只有阳光多一点，黑暗才会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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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突出解决的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十大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供求关系，重在解放生产力并加大供给，以满足日益提高的人民的物质需求。而计划经济最终不但未能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标，也未能解决总供给的问题。

最终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靠曾被批判的“物质刺激”。实际最初土地承包制的物质刺激不过就是最初级的激励机制而已。市场经济在各种被解放了的激励机制作用下解决了非垄断行业中的供给问题，中国已出现了市场竞争中绝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现象。

曾经经历过的重大改革之一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价格闯关。计划经济的管制价格与计划性供给无法反映出资产价格的合理性。一旦放开了价格的管制之后，市场就在用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因此一段时间中，中国实行了价格的双轨制。用计划经济价格保证国家爱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用市场价格解决一般商品的供给问题。

最初短缺商品的价格在需求的压力之下猛涨，包括最基本生活需求的粮、菜、蛋、肉，但价格机制同时在价格上涨、投资有利可图时带动了投资与供给方的增长。于是一段时间后，供给上去了，价格也相对平稳了，曾经也一度出现了价格下降被称为通缩的情况。

历史的进程已经告诉社会，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恰恰就是用价格机制来调节供求之间的平衡的。供不应求则价格上升、利润空间加大、吸引更多投资增加供给、平衡需求。价格稳定之后，投资再增加则价格下降；利润空间缩小，则投资转移、供给下降。此起彼伏的达到调节作用。

养猪不赚钱，农民就杀母猪或减少养殖量，市场需求不变、供给减少则价格上升。投入国储猪肉之后，供给增加，则价格回落。当价格让养猪赚钱时，利润空间加大、农民才会更多的养猪。如果仅仅靠国储猪肉来平衡价格，让价格回落到农民养猪仍然不赚钱，那么供给就永远不会增加，也无法永远靠国储猪肉来平衡供求关系。猪肉的价格一定会在农民有利可图增加供给时才能达到稳定与合理。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也反映在除猪肉之外的任何商品上，包括石油、钢铁、煤炭、天然气与房子。

有人简单的认为肉价与房价不对等，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商品房市场的价格是错误的，理由各种各样。仅举几例如下：

一、住房是政治

任何的中国人都会记得在中国“政治第一”的时代，恰恰是中国人住房条件最差的时代。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在1978年结束的“政治第一”的前夕恰恰低于1949年解放初期的平均使用面积，是最低标准的时代。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是摘掉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帽子，改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才让城市居民的住房得到了发展与改善的事实。

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让更多人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才是最大的政治，而改革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最终不是计划经济救了中国，而是市场经济让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的站起来了！

住房只是所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尽管住房问题上在98年货币化改革之后出现了一些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但不能代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存在问题。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则存在的矛盾只会比现在更多而不是更少，更不能用住房矛盾否定改革的大方向。

二、住房是人权问题

从来没有人否定住房是个人权问题。但市场化的商品房不是人权保护的范畴。联合国《人权公约》等文件中都是将社会保障性的“适足住房权”作为人权保护的内容，却从来没有将政府不给以补贴的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列入人权的保护范围。

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解决住房问题“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11页），当然人权义务主要由国家承担，而非由市场承担。

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中提出的是“所有国家应适当的采取以下措施支持城市和农村低收入者、失业者和无收入者群体争取住房的努力。比如修改现行的法律；帮助他们取得土地、金融和低成本建筑材料；减少非正式定居和贫民窟等”（1992年3月14日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报告），明确了“给予住房脆弱群体以优先保护”的国家义务。

很明显商品房不是与人权中的居住权利相关的部分，而是市场中的商品。这是两类意义完全不同的住房。既不可能用商品房来承担保护人权的义务，也不可能用政府买单的保障性住房解决市场中住房质量提高与改善的问题。

三、住房非普通商品

确实住房非普通商品。因为土地归国家所有，城镇土地的使用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并且要一次性先支付70年的租金。因此价格昂贵，又只拥有房屋的实体财产，不拥有土地的永久财产权利。

但如果因此而认为住房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就大错特错了，只能说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带有公共产品性质，但这不是商品。列入商品房的则并不带有公共属性，而是私有财产。

如果连中国人大已经批准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不能保护商品房最基本的商品性质，那么又用什么来保护人权和市场经济呢？

这种商品的特殊性才让国家给以了优惠的金融个贷政策。算一算就会发现，当中国的汽车业高速发展时，又有哪一款的汽车不比房子更贵呢？从单辆汽车比单套房子看，汽车便宜得不得了。但汽车的使用年限与房子的使用年限不同。70年使用权的住房天天住，但70年中天天用汽车大约最少要十辆以上，那么汽车就比房子还贵了。因此用住房非普通商品来否定商品市场化生产的基本特征与价格的关系就没有任何道理了。

四、住房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有人说没有汽车可以生活，没有住房则无法生存。其实这种理论又将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混为一谈了。

保证生存权利的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而非商品房。这就如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要保证工作与生活的质量，就必须有快捷的交通，没有私人交通是因为政府提供了有保障性质的公共交通。公共交通与公共产品性质的住房起到的都是同等的保障作用，而私人交通就完全不同了。

而如果生活在美国的许多城市缺少公共交通保障的地区，小汽车这种私人交通则成了没有就无法生存的必备条件了。

没有住房无法生存与没有私有产权的商品房就无法生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改革之前很少有人拥有带产权的自有住房。租住房屋生存是普遍的政策与现实。为什么今天就变成了必须拥有带产权的商品房才能生存呢？租用住房也是一种生存的权利，也是居住权利的一种。

用商品房是生活的必需品概念来解释就等于用必须拥有私人的小汽车才能解决交通、工作、生活问题是一个理论基础。

没有粮食会饿死人，政府要承担责任。没有能力获得最基本的居住条件的人权保障同样是政府的责任。

五、空置与投机

商品房没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有使用与投资的双重功能，因此会有人认为投资并非真实需求，是投资或投机行为在破坏了供求关系，并导致价格的非正常变化，总认为是投资行为在炒高房价。

首先，要确定商品房并不带有公共产品和保障人权中的居住权性质。其次，这是一个社会人群可以靠劳动收入和利用劳动所得变成资产的同时，取得更多利益的市场经济社会。既然可以有股票投资、古董、字画投资、可以有银行理财，那么法律非禁止的条件下，人们为什么不可以投资房产呢？为什么不可以用出租或转让房产而获利呢？

投资也是一种真实的需求。即使是空着，只要花的是自己合法收入赚来的钱，同样是法律许可而犯罪的。有人说这是占用了更多的或他人的土地资源，非也！因为国家应收取的土地地租和增值税已明确了人们对土地资源占有应付出的代价和成本。谁占有谁支付成本对社会是公平的。

农民进城打工时，难道乡下的房屋不是空置并占有双份的土地资源吗？房地产企业向不同城市扩展时，不是有大量的人员在非户口居住地长期占有住房资源吗？没有了投资性的住房需求，人们又从哪里去租用住房居住呢？所有的住房难道都必须是私有产权的住房吗？而产权与居住权分离的租用性住房难道不是在解决住房问题和土地资源的分别占用吗？又有多少商户不是租用房屋经营而是拥有房产经营的呢？

投资的风险不是由投资者承担的吗？如果这些投资人用投资的方式抬高房价不是增加了自己的投资成本吗？不是在增加自己的投资风险吗？

如果是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平衡或供略大于求，那么难道会有大量的投资者去囤积住房而承担可能亏损的风险吗？正是由于这种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才导致有人炒房或有人出租房屋，这种投资需求本就应是计算在供求关系中的一种需求。

石油是如此，粮食是如此，任何期货也是如此，包括黄金等贵重金属同样在作为商品时有与住房同样的两种属性。总不能只看到住房占用土地资源，而石油不是一种资源；不能只看到住房涉及人权，而看不到粮食更涉及人权。

如果仅以中国的地少人多的特殊性作为理由，那么地多人少的国家也有人投资住房，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的城镇建成区总共只有不到4万平方公里，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不到0.4%，难道一个国家就不能拿出1%的国土面积供城市化和城镇居民居住吗？地少人多并不能作为理由解释当前的供求关系，也不能解释居住性土地资源紧张的原因。

从上述已有的争论看，都是因为将市场中的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混为一谈，而产生的误导，也因此否定了市场中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什么商品房生产中这种供求关系难以平衡呢？

猪肉的生产中，从饲料、种猪、生产条件、市场供销等流程中看，并没有资源垄断与政府管制的过程，所以完全可以用价格来引导供和求的关系。也由于各种原料、生产、销售的价格调节着供给，这种充分的市场调节的背景条件是具备的，并且无垄断性。

房地产市场中的商品房生产则不同，不但在各个生产环节中有各种的政府审批等限制性条件，会影响生产的周期、成本，也会影响市场的预期，让需求缺少可预见性。更重要的在于政府严格的控制着土地的源头，使市场无法进行自然的调节。当生产住房的土地不能随市场中的供求平衡而调节时，市场就失灵了。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和价格引导供求关系的机制必须是在生产原料、生产方式、市场销售等各种要素领域和环节处于完全自由取得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如果其中一要素环节处于非自由竞争的垄断之中，则就必然破坏了市场价格的正常传导与信号作用，就必然破坏了市场自由调节的机制，让看不见的手无法发挥作用。价格也就无法反映正常的市场价值，资产价格就被垄断因素所扭曲了。

当土地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时，土地的价格就上涨，由于土地的垄断限制了供给的增长预期，房屋的价格也会上涨。而土地的价格来自于土地的产出能力的经济学原理，就因为土地的垄断变成了稀缺导致土地成本上涨推动了房价上涨的非自由市场规律。

在土地供给有限的预期之下，供不应求的不平衡状况将长期存在，并导致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奇货可居、价格不断上涨。而中国的人口增长情况表明，未来十几年中这种结婚、生子的家庭分裂速度与城市化进程都无法降低与压缩高速增长的住房需求。在现有计划的可用地上，无法保证这种需求的增长。

一个要实现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就必须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分析现实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政治与计划的方式来衡量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如正常气候情况下计算出的生产用电与生活用电在天气暴热、干旱的情况下，用电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只计算国内的钢材用量时，会出现国际市场的钢材价格变化给了中国巨大的钢材出口机会，钢的供求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当一个城市孤立的计算其常住人口与家庭的住房用量时，却可能因城市的辐射能力让更多没有当地居民户口的人士成了这个城市中住房需求的洪流，而国家土地的供给计划却是按这个城市的规划人口计算的。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数不胜数，大多都是因为并不是按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因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变化自由调节的，而是自以为高明的用行政手段与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强扭的。而强扭的瓜不甜，则说明了这个道理。

承认与坚持价值规律的提法早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与国家文件中有了明确的表述，但实际的操作与社会舆论中却常常用其他的一些原因，包括为了公平而丧失了效率等来掩盖与否定价值规律在市场中的作用，最终并没有能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来出台更科学和和谐的政策。

供求关系影响价格是个不管你是否承认都会在市场中必然反映出来的规律，也不管你喜欢与不喜欢都在左右着市场。而不从供求关系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终究会被市场中用脚投票的民众狠狠的踢上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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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居高不下并一路飙升，出台的多次宏观调控政策一次次失灵，每一次调控政策出台后反而使房价再一次报复性地飙升，房地产开发商也以房价飙升的方式嘲弄在中国历来无坚不摧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更为滑稽的是，据说八部委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房价飙升的真正原因，．．．．．．．．．．。

    对于房地产存在的种种怪象，人们不仅要问：当前的房地产到底发生了什么？房地产业是否还属于经济范畴？围绕高房价问题房地产到底何去何从？．．．．．．．．实际上，对房地产的疑问远远不止于这些，人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他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的范畴，集中的折射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阶层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换句话说，房地产也集中折射了中国社会分化期中的种种缺陷。同时，房地产业也集中反映了人性中贪婪、压榨、欺骗、炫耀、盘剥、压迫．．．．．，几乎人性中丑陋的一面集中在房地产上，都可以在房地产上找到活生生的例子。房地产在四个方面发生了严重的畸变。

    首先，房地产折射了中国中央政府在在改革开放中面临新的问题缺乏足够经验。同时，房地产畸变为一种使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成为蛀虫的催化剂。

    在对房地产的调控中，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个又一个自相矛盾、无法实现的政策。这已经没有必要在多说什么了，相信稍微关注房地产的人都明白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推动房价上生，公众也并不明白中央政府到底是想对房地产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种暧昧的态度不仅搞晕的公众，还为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中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事实证明，迄今为止房地产的调控仍是一次空调，人们热切期盼新一次的调控成了“伪调控”。

    地方政府对待高房价一直或明或暗地持支持态度，很多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场合谈话中一直为开发商张目。之所以如此，背后是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据最近房地产开发商自己揭露，房地产80%的利润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二一添作五瓜分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地方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开发商。

    近期，媒体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修建豪华办公楼，为一些机关干部修建高档住宅，但耐人寻味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暴露出关系这些豪华办公楼和房地产开发问题的内幕交易。只能说是滥用公共财政。事实上，问题远不止这样简单。背后的黑幕仍然值得关注。

    一些官员收受开发商的贿赂已经成为严重现象，但到现在这个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已经不需要笔者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证实了。查查近两年被揪出贪官的贪污、受贿档案，十有八九是与房地产有关。房地产因为存在着高额利润，成为一种是地方官员成为蛀虫的催化剂。在这个催化剂下面，一些地方官员已经严重变质。

    第二，房地产业已畸变为强势群体盘剥弱势群体的工具。强势群体通过房地产来巧妙地剥削弱势群体。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里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一些没有良心的专家学者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通过高房价来提高进入城市的门槛，从而达到使高素质的人进入城市，以便整体上提高城市化水平。（这种言论出自谁人之口笔者没必要点名，估计有些人会知道）。这种言论其实荒唐透顶，不知道一些靠压榨农民工起家的落后地区的矿主轻松越过高房价这道门槛进入城市后能否提高城市的整体素质？这些人把黑社会般的行为方式带入到城市是不是就提高了城市的整体素质？

    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炒房者是受益者。其中，前三类人群和机构是最大的受益者者。炒房者是一些富裕阶层进行投机性投资获得差价，这类人群比较复杂。这些从房地产受益者可以说是沆瀣一气，捆绑在一个利益链条上，通过收买一些传媒、道德水平低下的知名学者，掌握了社会话语权，从理论证明房价永远是涨的谎言，在实践上制造“房荒”的景象，在社会上制造恐慌气氛，联手欺骗公众，使更多的公众追涨杀跌，让更多的人沦为房奴。

    第三，房地产业畸变为奢侈消费文化的罪魁祸首。

    房地产盘剥者通过捂盘惜售、散布虚假信息等等方式在社会上制造恐慌气氛，一些消费者不知是其奸计，举家借贷，吐血买房，甚至半生的幸福都压在一套钢筋水泥土的组合上。其中一些人是担心以后房价更高，自己可能更买不起。而也有相当多的人购房只是炫耀性消费，认为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子，要有自己的好房子，否则就是一个不成功者。

    上海汤臣一品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它所倡导的豪华消费理念已经成为房地产业的普遍现象。房地产业各种广告无非就是倡导一种豪华奢侈消费。

    近期，北京房地产奢侈广告大行其道，严重到已经引起官方的注意，这种奢侈广告已经被叫停。但是，在其他地区，这种倡导奢侈消费的广告仍是屡见不鲜。

    第四，房地产已经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畸变为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急先锋。

    据统计，今年1-4月77家钢铁企业销售增长了37%，利润增长了202%，其中，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销量几乎同步增长。同时1-5月，钢铁企业利润增长了1-2倍，建材企业利润增长了70%，化纤企业利润增长了2.2倍。

    这些数据也表明，钢铁行业发展迅猛，对铁矿的开发，钢铁企业扩大规模生产。在这里房地产行业起到多大的拉动作用，目前没有权威数据。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钢铁行业的关联密切的房地产行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仅仅是钢铁方面的问题，其他相关联的水泥等建材行业也是发展迅猛。

    不要认为这些产业发展迅速是一件好事情，太湖、巢湖和滇池的严重污染已经说明在过度开采过度开发的情况下，中国的环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目前，中国污染状况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同时，由于中国技术有很落后，在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非常严重。

    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对弱势群体，贫民百姓来说非常不公平的，他们既没有享受到这种开发的成果，却要承受这种开采带来的危害，每天呼吸肮脏的空气，引用不洁净的水。

    房地产问题的畸变，包括众多房奴在内的消费者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当多的弱势房地产消费者盲目跟近，不仅仅自己沦为房奴，还间接地帮了盘剥者的忙。

    实际上，任何一个不公的问题出现都是一个博弈的结果，都是一个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弱势的一方无疑是要吃亏的，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占据劣势；但不等于说弱势的一方总会吃亏，总被强势的一方盘剥和欺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弱小的，但找到正确的指导理论，找到英明的领导以后，通过种种巧妙的斗争，最终也获得了革命的胜利。

     现在的房地产的弱势群体完全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回自己的地位，最简单的方式是，对高房价拒买。如果这些消费者形成理性的消费观念，咬牙克服一些生活困难，房地产最终会回归与理性，回归于公平。那些获利者也是无机可乘。

    很多成为房奴的人事实上已经向被蛊惑加入传销组织的人一样，既被人骗走了财富，也丧失了自己的幸福，甚至还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难以抹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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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在此间召开的“江苏土地调控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表示，我国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造成地价逐年大幅上涨，进而推动房价高涨；应该从目前土地拍卖“价高者得”的方式，转为“限房价、竞地价”，让优秀的开发商造价廉物美的房子。

宋林飞认为，现行的土地招拍挂方式是房价上涨的源头，因为这种方式的结果是谁出价高谁得地。土地都由政府垄断供应，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土地收入最大化，向土地要ＧＤＰ、要税收，高地价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目标。南京市区最近一招拍挂地块，每平方米土地的单价已经达到３万多元。招拍挂有利于防止腐败，但是所有土地都招拍挂必定导致住房成本大幅上升，对普通商品房可以考虑由“价高者得”转变成“价优者得”。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董事长陈兴汉认为，政府可以采取通过限定房价的方式，让开发商竞争地价。这样一来，管理水平高、成本控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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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再一次让业界感受到万科的变化：万科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二届“海螺行动”，即“中英‘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比较研究”活动正式启动。

可以说，王石抑或万科迈出这一步，既体现其一贯的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感，实际上也是企业壮大、规避政策风险的关键一步。

预算终获董事会99.7%通过

王石公开宣称2005年是他个人和企业的一个转折点。而就在这一年，国家展开房地产宏观调控，与此同时，全国一线城市房价一路飙升，近期深圳房价涨幅备受业界关注，有一个买家透露，他在今年3月份购买福田区一套150万元的房子，现在已经有买家开价200万。

事实上，5月份，深圳市商品房成交均价达14223元/平方米，同比增长51.57%。而6月第一周，市区新开盘售价均超过3万元/平方米。业内人士认为，商务部和外管局联合出台限外令之后，先期进入的外资加上人民币升值，导致了深圳市区楼价涨幅加快。

深圳某开发商表示，除了加息之外，目前并没有收到更多的房地产调控信息。他坦言，有些开发商手头均握有10万-20万平方米的土地，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更高，因此，短期内深圳不大可能出现楼市大震荡。

如此高位运行的房价，大开发商更倾向于旧城改造等利润相对稳定的项目。资料显示，金地已经掌握岗厦片区改造主导权、华润地产圈下大冲村、白石村地块。相比这几家开发商与政府合作，万科目前还是用自己拍卖所得地块来开发中低收入人群住宅。这次海螺行动调研内容包括广州14个经济适用房建设研究，能否与地方政府展开一定合作，还不得而知。

2006年开始，万科不断增加对中低收入人群住宅调研和建设的预算。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何志毅教授透露，2006年4月至今，万科已经进入一套完整的企业公民公益体系，并且将拨出一笔预算来做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公益的事情，这笔预算不仅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而且在股东大会上得到了99.7%的赞同率。坊间一度传言，当初王石的这一决策与董事会有冲突。因此在海螺行动初期，媒体关注的是，万科何时能够启动第一个中低收入人群住宅项目，而今天，业界聚焦于：迈出这一步，会给万科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从去年首个廉租房项目启动至今，万科并没有公布更多关于中低收入人群住宅的项目，而去年10月动工的广佛交界项目“明年5月投入使用，在此之前不会有更多的动作”。王石重申，项目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管理和经营。社区建设方面目前已有一个新方案，包括加建小型招待所。

“两年后做世界级的开发商”

有业内人士分析，万科开展海螺行动，加快其自身成长速度将是最大受益者。王石正以其企业资源整合，上升到社会资源整合的层面。

以广州地区为例，目前万科在广州地区共有项目15个，除了在售(包括已售罄)的5个之外，下半年还将有5个项目入市。而广佛交界的廉租房项目的投入，除引起社会关注外，也起到良好的营销效应。

国家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副司长姜万荣，透露了国家在中低收入人群住宅方面的投入情况：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累计用于廉租住房的资金达到了70.8亿，改善了约54.7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

“中英‘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去年开始的为期3年的中英社会创新项目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沙利文的介绍，针对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研究，除了和万科合作，还将与广东省建设厅开展有关中英城市住房实践的比较研究。

广东省建设厅住宅与房地产处处长杜挺在启动仪式上透露了广州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趋势：目前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以及所辖66个县均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部分城市还在逐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在“十项民心工程”的基础上广东省将进一步加大力度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

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之下，王石始终认为，中国拥有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但现在的变化太大”，“我们两年之后要做世界最大的开发商”。他指出，中国必经日本泡沫经济时代，而且时间或许更持久。

而在经济泡沫时期，王石的思路很清晰：万科要做行业领跑者，但这不等同于房价领跑者，具体的应对方法是：小户型高档化，引进酒店商务层的功能，同时在住宅质量上增加成本，把看得见的成本预算展示给消费者。在调控期间，万科做得更多的是，产品质量研发和客户服务两部分的资源整合。

目前万科企业内部流程正在逐步细分。据了解，万科在2002年逐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例如楼盘销售，并于当年成立客户关系中心。目前万科正在上海、广州等项目尝试建设工厂化流程，将其中的技术环节外包，可缩短交楼时间。

王石的目标是，5年后，万科90%以上业务实现外包、代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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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部分城市土地市场交易秩序混乱，“零成本出让土地”屡见不鲜等情况反映到国务院以后，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为期两年的土地市场交易秩序整顿活动。而被称作地方“第二财政”的土地出让金正在进入国家审计署的视野。土地出让金专项审计最近刚刚列入了国家审计署2007年度的审计项目计划，审计署2007年将会针对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存在的问题开展一次专项审计。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执行的重要监督部门，国家审计署2007年专项审计的影响将在今年年中体现出来。

土地出让金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这是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最大收入来源，由地方政府支配，因此也被称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两年前各地房地产开发“圈地”盛行，去年以来国家审计署收到各地关于土地出让过程中诸多违法、违规问题的举报。

地方政府在土地领域的“自由空间”，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土地违法、违规问题。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会压低甚至免收本该收取的土地出让金，而以土地出让纯收益代之。对土地出让纯收益，国家没有硬性规定征收额，一些地方政府就随意按照标定地价的20%来征收，其他的80%土地出让金全都白送给了企业。去年6月，国家审计署在对全国6个省(市)所属87个开发区的审计发现，其中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共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

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不久前正式启动了对广州土地出让金的征收、使用管理以及使用效益进行专项审计。据称，最近两年广州已经多次爆出土地出让金管理黑洞。去年6月，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发出“通缉令”，追缴24家单位的土地出让金，并宣布收回25宗面积总计32公顷的闲置土地。对于那些仍然拖欠土地出让金的单位，政府部门将依法停办其名下所有土地和房地产业务，禁止这些单位进入土地市场。同时，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法律诉讼，申请强制执行追缴土地出让金。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在广州市土地收益中，5%上缴中央，10%上缴省财政，按财政部规定扣除5%业务费，剩余的80%则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据了解，广州市自2004年起就没有再向外界公布过土地出让金收入。经粗略计算，近5年来，广州市市本级共收取土地出让金约346.3亿元。支出方面，共计约324亿元。这笔巨额资金有一小部分用于拆迁补偿和企业解困等方面，而大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其中，地铁、大学城、会展中心等广州市众多重大工程均从中“获益匪浅”。如此庞大的资金，如何在管理和使用上避免漏洞，却是广州市难以解决的问题。广州市最近在对2004年和2005年上半年土地出让金入库情况所做的专项检查发现，花都和番禺两区出现了7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漏洞。

进入2007年，土地出让金专项审计列入了国家审计署2007年度的审计项目计划。近日，国家审计署印发了《2007年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开发整理资金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并已在全国抽取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哈尔滨、合肥、济南、长沙、广州、成都等10个重点城市，将就这些地区的土地出让金的征管和使用情况开展一次专项审计。审计内容包括：上述10个城市2004年至2006年的土地出让金的征收管理使用情况，以及4个直辖市和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南、广东、四川6个省份的土地开发整理资金情况。

具体执行这次专项任务的审计组重点关注如下问题:如土地出让收支是否全额纳入预算管理；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土地出让收支中是否存在重大损失浪费、贪污腐败和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问题；征地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并遵守相关审批制度，划拨、出让和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合法合规等。除了摸清土地出让金的情况，土地开发整理资金的收支规模、结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数量、投资规模和实施进展情况，也是这次审计锁定的检查目标。

此次土地出让资金审计是在土地出让金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土地出让金改革的关键是如何管理这笔被称作“第二财政”的土地出让金。财政部把地方财政纳入预算，将加大财政部门在土地管理中的话语权。而地方政府在土地领域的“自由空间”将会变窄，这将有利于遏制土地违法、违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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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席勒是个有运气的经济学家。他预言股市泡沫破灭的书《非理性的观乐》在2000年3月开卖的几乎同时，纽约的股市就开始崩溃。他由此有了金融先知的光环。几年前，他屡言房地产泡沫会崩解，但越说房价越涨。不过，两年下来，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终于看跌了。

其实，这些预言，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纯经济学的分析上，他的正确在于把握了投资者的心理。最近他接受CNN采访，讨论了一番房奴心理学，很值得拿来品味。

在席勒看来，房地产市场的涨落可以简单地用从众心理来解释：人类是社会动物，大家彼此联系紧密，思维都集中在相同的那么几个事情上。听别人说买房赚钱，自己也要买。大家竞相买，房价就高。房价一高，买房的利益就得到了证明。证明了的利益又进一步促使人们竞买，在短期内吹起一个大泡沫。

要捅破这个泡沫，就得看长期的趋势。席勒提出几个数据，很简单地证明了房地产业是实际情形。

第一，房地产投资基本是不赚钱的。从1890到1990这一百年间，在计算入通胀的因素后，投到住宅上的钱的回报基本是零。在1987年以后，实际回报才达到每年3%。

第二，许多房地产商都说：房地产价格每年要增长10%。对此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若真是那样，最后谁也买不起房。举个例子：1957年花两万五千美元买了一栋房，按10%的年增长率浮动，现在值三百万！这简直是个荒唐的数字。

第三，也正是如此，经过前一段的高增长后，未来十年的房地产投资很有可能要赔本。

席勒最后打了个比方，说他小时候踢足球，教练总是说：不要扎堆，要和队友拉开距离，这样才能控制住球。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扎堆的游戏，非常危险。所以他建议，自己需要房子也有能力买，就买一栋。千万不要买第二栋，也不要买过大的房子。总之，房子买了是自己家用，不是股票，不要有投资心理。

俗话说，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席勒的话未必句句要听。比如我到纽黑文上学时，一套一个卧式的公寓才两万块。可是当时房租要每月五百。我在纽黑文住了九年，房租交了五万多。如果一去就买一套，省下若干房租不说，现在手里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可是，目前美国大部分大都市，房租比买房的分期付款便宜得多，当房奴是自讨苦吃。

那么，席勒的道理，到了当今的中国是否会因地而异呢？我看也许不会。应该承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初期房价大涨是自然的。在1990年买了房的人，现在都赚了。人们于是看到“球”在楼市上，就都扎堆去抢。可是人家把球一脚传出，你就门户大开。这也许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

现在当房奴的危险有几个：第一，现在房子快涨到顶了，相当于在最高点买入股票；第二，十年前买房的人，有些属于单位分的后来买断的“福利房”，有时一家有两套这种“福利房”，所以，市面上出租的房子有不少，人们不愁没有地方住，不必非买房不可；第三，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大多在1940-1950年出生，三十年后，将大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一走，常常是四个老人留给一对夫妇两套房。当然，大量进城的农民工会及时补充城市人口。但是，这些民工购买力比较低，难以推动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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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数据，5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涨幅比4月份高1个百分点。宏观调控近三年，民众本以为房价在07年会呈稳定之势，但是房价犹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任何政策在房价面前都显得软弱无比。

每当面对房价上涨，总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出来为高房价开脱。这不又有专家把原因定位在“总体供应不足上面，号称1套房子10个人在等着买，房价不涨才怪”。确实供不应求确实是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绝对不是根本原因。以北京为例，市场上存在的大量单价超过万元以上的高档项目，进入07年以来，一直处于滞销局面，无论销售量和销售速度与历史同期相比都大幅度下降，但是房价却始终一路高涨。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销售量下降意味着要降低商品价格，这种现象正常吗？肯定不正常。

在房价暴涨面前，两股势力的斗争已呈白热化趋势：在群众怨声载道，呼吁房价下降的声音越来越强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不断出台各类措施，试图实现房价“软着落”。但中央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挠。在这股势力的阻扰下，房地产调控被大打折扣，甚至化为无形，从而形成了今天房价越调越高的尴尬局面。

因此要搞清楚中国房价暴涨的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搞清楚宏观调控的阻力来自何方？在巨大的行业利润面前，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部分经济学家、媒体们勾搭成利益集团，强力阻挠宏观调控，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幕后黑手”。

黑手一、唯利是图的地方政府

“土地财政、卖地生财”是各级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收入的救命稻草。 "卖房子卖地、经营城市"成了市长县长的第一要务。这样可以保证每年所管辖区域GDP能够快速增长，政绩突出，又使地方政府能搞好与企业家的关系，官员的权威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也有了保持歌舞升平的充足财源保障。所以，地方政府暗中支持房价上涨，是房价暴涨的重要推动因素。

黑手二、被金钱收买的媒体和统计机构们

当很多理性人士及国外机构纷纷作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的预测时。但看看我们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到处是新房热销的热烈场面，到处是欣欣向荣的销售数据，好像这里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缩影。看了地产广告，你会认为中国人都中产了、都富豪了；中国的房产市场在火上30年都没有问题。被金钱、利益面前，他们只能选择迎合开发商。媒体的摇旗呐喊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房价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列现象可以说明：开发商雇佣民工在待售的楼盘销售窗口彻夜排队，媒体报道项目热销无比；开发商拿出新房的1/3用来出售,媒体却高喊仅剩三套全部卖完，媒体的共信力荡然无存。

同样，房地产数据统计方式存在"先天不足"。房地产数据统计由各省城调队从开发商那里而不是从市场采集，甚至是由开发商自行填报，准确性与可信度大打折扣。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发商都是根据企业需要来填报。当房价上涨较快时，开发商倾向于低报销售价格，因为他们担心房价的上涨会导致政府的政策干预。当房地产行情看淡时，开发商又采取报高价格，给外界造成价格不断上涨的假象，因为他们担心房价的下跌会导致消费者购房的意愿下降。这样的统计数据有权威可言吗，可信吗？

黑手三、“黑心”的经济学家

金钱决定脑袋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为数不少。央行加息，许多人议论房价要降，马上就有经济学家信誓旦旦的宣称中国房价还要涨二十年！经济学家你们忘记了，当存自行车的老太太把养老的钱都投入到股市要发一笔的时候，股市从此就进入了无限期的熊市；当月薪1000元的小女生都排队购房的时候，房子还能坚持几天？摩根斯坦利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曾准确预言了香港楼市的暴跌。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又会被他不幸而言中呢？在金钱和良知面前，经济学家们，你们选择的是什么？

中国的房地产是升还是降，只要问问这三只手就可以了。只要这三只手还在有力的支撑，中国的房产泡沫就会不断膨胀，直到迸裂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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